廣東大興礦難這個“接連而來的教訓”應該是慘痛的，痛定思痛，我們該如何來認識我們現在的安全生產監督監管體制，我們應該如何來探討突破煤礦事故高發頻發的困局。在考慮礦難事故多發頻發的原因時，我們不能只是強調“歷史的欠帳”，我們更要著眼于彌補欠帳，著眼于化解困局。
實踐的證明或者說表明我們的安全生產監督監管體制存在漏洞和弊端。我們已經看到，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升格為安全生產監督總局，之后的礦難事故并沒有明顯的下降多少，有的只是處理起礦難事故來更加的認真及時而已。當然這樣做是好的，是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負責的態度和做法，不過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的不僅是礦難的及時處理，我們更需要礦難的不發生。礦難的避免和杜絕，這是我們安全生產監督監管的奮斗目標。
我們看到，目前的安全生產監督監管是上面積極，下面不積極或者說不夠積極，上面重視，下面不重視或者說不夠重視。在安全生產監督監管方面的工作力度是不夠大的，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媒體的報道說：“經過初步調查，該礦是違法、違規、違章進行生產，在政府要求停產整頓期間還組織120多人下井挖煤，最終引發此次事故。” 梅州市委書記劉日知說:“盡管是企業嚴重違規造成的特大惡性透水事故，但是梅州市、興寧市、黃槐鎮三級黨委政府領導不力、監督不力，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三違煤礦”在監督部門的眼皮子底下進行生產，三級政府部門道歉，承認“監督不力，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不虛的。“監督不力”該怎樣才能“力”起來？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另外，責任完全歸結到企業非法生產，追求暴利，似乎也不能完全說的過去。這是一個原因但是不應該是主要的原因。據說這個企業的股東有一些是“公務員”，這種官商勾結的行為和現象，其實也是對監督監管的一種規避，使之失去了作用。監管者與被監管者沆瀣一氣，而且也是“利益的同盟”。這個現象已經不是第一次暴露出來了，前時東北那個安監局長的弟弟作礦長的煤礦發生的事故就是如此。
反思安全生產監督監管工作，我想起“犯人船”故事來。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英國政府為輸送開發澳洲所需要的勞動力，決定由私人船主承包將犯人運往澳洲，但犯人途中死亡率很高，平均達２０％。為改變這一狀況，政府使用了好多辦法，一是對船主進行道德說教，讓船主良心發現，二是派官員上船，隨船監督等，結果都收效甚微。后來，英國政府制訂一個簡單易行的制度：政府不再按上船時運送的罪犯人數付費，而是按下船時到達澳洲的人數付費。這項制度實施后，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運送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１％至１．５％。這種運送罪犯付費制度的改革表明，靠制度管人，比靠說服教育、靠人管人更持久、更有效。
我想如果借鑒這個故事，從中得到一些啟發，我們也應該改變一下我們的安全生產監督監管制度，從制度方面進行思考和探索完善。這樣我相信，我們在監督管理制度方面前進或者說改進一小步，就可能是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工作的一大步。
我們要總結這些年來安全生產監督管理方面的經驗教訓，再進行大量的社會調查和研究，征求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專家的意見觀點，同時研究和借鑒國外的一些安全生產監管辦法和措施，推動安全生產監管制度的創新和進步，促進我們監管工作的大突破，大進步。這是科學發展的需要，更是社會和諧的需要。
